本文作者:Nppn
做完人流手术,黄女士还心有余悸。
她不记得自己许诺了什么,只记得八九名医生进进出出,围观着她的手术。私密的身体被公开,她认为这件事是院方的错。
对于这一指控,医院有另一种解释。教实习医生本就是教学医院的工作,来到这里的病人应该知道这一点。再说,黄女士也口头答应了。
莫衷一是的争辩下,法院给出了判决:带学生看手术,医院赔 10 万元。
没有「告知」,带学生看手术犯法
在法院看来,医院没给到同意,也没保护隐私。
根据「中国妇产科网」对案件判决的披露[1],由于病历上没有相关记录,患者又在手术中呈睡眠状态没法同意,医院很难去证明「取得患者的同意」。
[1]《医院组织妇科手术观摩教学,为何需赔偿患者 10 万元》
至于隐私保护,法院认为「人工流产过程暴露于与手术无关的人员」。这些「无关人员」,就是实习医生。
因为没有知情同意,本属于教学任务的临床观摩,变成对患者隐私的侵犯。
无独有偶,早在 2003 年,李丽(化名)也在人流手术中被实习医生围观。一怒之下,她将医院告上法庭,索要赔偿[2]。
面对质疑,医生仍然认为:「这是教学医院,手术室有人围观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患者都同意了。」
但对李丽来说,这不过是医院拿教学需求当挡箭牌。
「我哪里答应了,当时我打了麻药,已经神智不清了,还怎么答应你。有哪一个未婚女子能接受做这种私密手术时被围观?你们可以随便侵犯病人的隐私吗?」
夹在教学需求和患者意见之间
在医院里,困扰李丽的隐私担忧,每天都在上演。
以妇产科为例,相比接触女医师的检查活动,女病人在接受男医师检查时会感到更高的心理不适。其中,紧张、羞愤、屈辱等心态十分显著[3]。
[3]《女病人接受男医师妇检时的心理状况调查》
「会有人介意暴露外阴,甚至有些人不愿意在实习医生围观下被摸肚子。」东部某三甲医院妇产科医生李子涵(化名)说道。「遇到过有流产经历的患者,让我保守秘密,不要跟家人说。」
出于隐私担忧,病人选择向他人隐瞒难以启齿的过往,或拒绝他人接触身体的私密部分。
病人担心隐私可以选择拒绝配合,但医生找不到理由拒绝教学需求。
医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不可能脱离临床教学。只是对着模型、课本空谈,培养不出一个好医生。
「呼吸内科要求考核啰音,我们会用到模型,但真实患者的啰音跟模型是不一样。」中部某三级医院妇产科医生曹旭(化名)聊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遇到一位肺炎患者,啰音特别清楚,老师就让我们都去听了。对实习医生来说是很宝贵的经历。」
为了满足临床教学的需求,原卫生部发布了《全国医院工作条例》[4],要求医院开展医疗工作外,也要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现在,即便不是附属医院或教学合作医院,大多数三甲医都有或多或少的教学任务。
[4]《全国医院工作条例》
李子涵说自己有明确的教学大纲规定教学要求。「像我们妇产科的话,对观摩手术会有要求。虽然对数量要求并不严格,但对具体类型,比如说正常分娩,剖宫产,都会有观摩手术的要求。」
明文规定之下,李子涵所在的医院科教科经常会抽查学生满意度。
但是,医院里的「老师」并不像学校里的「老师」,只是呆在教室里上课。落到医生身上的教学任务,最终得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完成。
不少医院会有患者满意度调查,对医生服务体系进行评价。
棘手的是,教学任务和患者满意都是医生晋升、考核有关的硬性指标。以北京某医院公开的主治医师考核标准为例:医院将医生的门诊数量、会诊量、教学等可量化因素,按照不同权重算成总分后排名晋升。
图示:考核标准
当两件事都变成硬性考核的任务,医生就变成了夹在其中最为难的人。
「告知」并不够
「有一次,患者直接在网上发了个小作文,」李子涵说,「周末病人挺多,护士不够,刚好也有其他人在场,患者觉得不太舒服吧。最后闹到医务科出面调解。」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医生在穿插教学活动的诊疗过程前,会介绍自己的教学任务、配合内容,口头征询患者同意。有些医院的入院知情同意书里,会直接写清楚:「允许符合法律规定的教学活动」。
图示:北京某教学医院入院知情同意书
口头上的同意,不足够保护医生。
「最好还是用书面的形式,否则你证明不了同意这件事,这有时会让医生处在不利的位置」。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张永泉从法律角度上聊道,「患者没有配合的法定义务,只能说是道义责任。医生的群体要更新,事业要发展,在道义角度上患者有责任去协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对疾病的应对水准。」
但回到临床,事事都要书面同意,显然是不太实际的。
「不希望一竿子打死。医生成长的经验来自于患者,如果说一天到晚签字,医生哪里有时间治病,哪里有时间成长?」曹旭对签字有些不满。
对三甲医院而言,医生在完成足额教学需求的同时,也需要完成诊疗工作。从工作时间来看,2018 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5]显示,三级医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长是 51.05 小时,远远超出每周工作 40 小时的标准工时制度规定。医生的时间,本来就不够用。
「换位思考的沟通,远比单纯书面告知更重要。」曹旭说道,「大多数人只是不知道情况,沟通下还是会理解。」
患者的视角与医生的视角并不一样。曹旭提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例子,「当时我跟其他实习医生去听肺炎患者的啰音,动作不熟练,听的时间很长。虽然我们是实习大夫,但老是查房,一来二去也就熟了。孩子的父母一开始也很配合,但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们忍不住说,『孩子本身也难受,你们一次这么多人来听,孩子都得着凉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换位思考,我也会这样。」
重新回到教学任务,站在患者角度考虑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教学。
张永泉律师补充道:「知情同意的过程是医患双方对共同目标的反复确认过程,并非对临床诊疗没有帮助,也不是为了完成法定任务的应试。纯粹的医疗不仅包括诊疗活动,人文关怀也是重要的一环。」
「像骨盆外测量,理论上来说要脱光了测。但规矩不必这么死,毕竟十几个人围着看自己脱裤子,也是会不好意思的。」李子涵聊道,「虽然这个在教科书里有,平常考试肯定也会考,但是临床上已经不再经常做,我会在解剖位置上比划一下。实在配合不了,用模型配合 PPT,给学生上课。」
教学医生,首先得是医生,其次才是教学。临床教学,教的不仅是临床操作,也是医患关系的理解。
曹旭回想起第一次做骨穿的经历。「第一次做骨穿,我没有穿出来。我当时有点心慌,老师鼓励我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后来我老师去穿,也没有穿出来。原来那个病人是骨髓纤维化的,常规骨穿部位是穿不出来的。主任跟病人解释,『不是(我们)轮番上阵,而是你的病太特殊了。』我当时意识到,跟患者沟通很重要。」
每一个优秀的医生,都有无数个第一次。离开了患者,医生根本成长不了。
「每次结束后,我会跟学生说,我们要谢谢患者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将来的医生。」李子涵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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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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