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实验数据、实验图片造假、论文不当署名、操纵同行评议、教材编写抄袭……1月16日下午，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教授黄飞若课题组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通过一份125页图文并茂的举报材料，实名举报黄飞若多个方面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

“在虚假数据和成果的掩护下，黄教授和相关受益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戒，还获得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项目资助，同时也获得了学术声誉和地位。”在举报材料中，他们呼吁相关部门对其造假行为进行彻查和严肃处理。

当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1月19日凌晨，该校通报，初步认定黄某某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停止其校内所有职务和工作，组建导师组全面负责该课题组研究生培养工作。该校坚持对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零容忍，将进一步对举报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根据最终调查结论依规依纪处理。

在学生们看来，黄飞若的履历充满光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比对发现，多篇被指控论文被黄飞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成果，列入项目结题报告中。

参与举报的11人中，既有从外校考研录取的学生，也有经推免升学的本校生。在选择导师阶段，荣誉满身的黄飞若吸引了他们。

参与举报的在读博士张黎，2014年以超湖北省一本线近50分的成绩考入华中农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多次获得奖学金并得以推免，还荣获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的荣誉。本科阶段，张黎上过黄飞若的课程，推免时，“他跟我说在他这能有很多成果，以后会有高薪工作”。但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落差不断出现。

2022年之前，课题组20多名学生挤在约20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这里除了供他们自习，还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实验室内除了4平方米的细胞间，并没有独立的实验空间，也没有什么实验设备。

2022年入学的林嘉回忆，入学前，黄飞若曾在电话中告诉她，课题组的实验仪器先进，且即将搬入新的大楼，环境优美、条件完善。来到这里她发现，课题组连最基础的概略养分分析仪器分析天平都没有。“没有哪个课题组是什么仪器设备都有的”，导师告诉她，相关仪器去另一个老师的实验室借就行。

她后来才知道，那里的实验仪器可以供本科生使用，但研究生需要付费借用，黄飞若并不愿意出这笔钱，而是让她送一些水果之类的礼物通融一下。

除此之外，一些实验必要的材料黄飞若也不同意购买。林嘉做发酵试验用的发酵菌种、王梦需要的实验细胞都靠张黎联系本科同学借来。“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着为他们撑下伞，也是作为师兄的责任。”张黎说。

更离谱的是，林嘉论文中有动物实验的部分，需要对猪进行饲养试验。2023年8月底，她按黄飞若的要求把猪的日粮配方发给博士后姚某指导，没有收到回应。之后，黄飞若在组会上表示，她实验所需的猪已经在养，建议她找姚某探讨需要检测的指标。等到11月，姚某告诉她这些指标需要找专业的公司检测，黄飞若则告诉她已经在检测，月底就可以出一部分结果。而在此后一周的组会上，黄飞若说非洲猪瘟严重，“560头猪，全死光了！”整个过程中，林嘉从没见过这些猪。

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论文涉嫌造假。硕士生的两年，张黎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综述性论文。他也曾就实验室缺乏实验条件询问过黄飞若，得到的答复是相关样品会送出去检测。但转入博士之后，张黎才逐渐接触问题“核心”，有些人不做实验，论文不停产出，所谓的“送检”，得出的数据又往往和样品对不上。

“考研也好，保研也罢，我们都是想来学东西的。在这里学不到东西，还要经历不该承受的压力，大家对科研就会从充满热忱逐渐失望，到最后心灰意冷。”张黎说。

为何这些造假论文能突破审稿，发表出来？在知名学术打假人“扮虎”看来，多年以来，期刊审稿人基本上都是只评判论文的科学创新、方法的可靠性，以及讨论其发现的意义和局限性，几乎从来都没有义务去验证数据的真实性，“所以造假，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和明显，很难被发现”。

他举例，有的投稿者也会找关系审稿人，“自己草拟一个审稿意见，关系审稿人基本放水”。这一情形在举报材料中也有呈现：黄飞若指导的博士后称期刊审稿人是黄飞若的熟人，让组内同学“自己草拟审稿意见、操纵同行评审”。

有人担心地问：“我第一念头是你们怎么毕业啊……”张黎回复：“起码我是肯定毕不了业的，因为我博四了哈哈。”“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后果肯定都知道，都是成年人”。

“不约而同”，张黎以此来形容这次举报。事实上，行动前，他们也不敢在课题组内问其他人的意见，“你怎么判断他是怎么想的呢？万一直接告诉导师呢？”

但长期在一起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识别出了“同伴”：那些认真做实验，希望踏实做科研的人。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博士学位对我的重要性，”预计在2024年6月博士毕业的张黎在社交媒体中写下这些话。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参与举报的应届毕业生，都已经达到了毕业要求。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黄飞若被认定为学术不端，他们几乎肯定无法按时毕业，甚至能不能毕业都不得而知。

作为硕博连读生，如果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张黎甚至只能以本科生的身份找工作。有朋友劝他：“为了这样一个课题组，搭上自己的学位，值得吗？”但在张黎看来，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一件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早在作出这个决定之时，我们就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总得有人站出来的吧！”“即使我这6年打了水漂，但我揭发他，给后面的人省了多少个6年。”

如今，张黎和同学们在跟新的导师组接洽，“双向选择”，也在期待最终的调查结论尽快出炉。

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要求导师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不得以研究生名义虚报、冒领、挪用、侵占科研经费；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但相较而言，一些研究生处于弱势，一些“不良”导师握有“生杀大权”，也能规避前述规定给学生“穿小鞋”。

科研界也做了相关反思。《科学》（Science）杂志在其官网“致青年科学家的信”专栏发表了4位学者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后进行了匿名调查，一部分存在欺凌、歧视、学术不端等行为的导师被称为“有毒”导师。

如何制约导师权力？前述文章提出，学校应建立机构内部的变革和问责机制。比如，在年度审查和晋升考核时，请研究生和博士后对导师进行正式评估，或成立教师指导委员会，在学生和导师间保持中立并帮助解决争端。

中青评论曾发文称，无论如何，这起事件的调查结论都势必受到瞩目，唯有确保调查过程公正公开，才能让事件结果经得起来自各个方向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