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演出市场空前火热，也使得诸多票务问题浮出水面。票务平台抢票界面进不去、付费时显示“库存不足”、票源数量少……“抢票”“退票”“黄牛”等词语频频出现在消费者的“吐槽”声中。演出市场“一票难求”，二级市场却仍有大量门票转手，甚至有卖家展出全场座位图，称任意座位都有票在售。

日前，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收到傅先生的投诉称，自己在二级市场加价购买的演唱会票，出票方却为大麦网。傅先生怀疑大麦网扣留了部分演唱会门票，在出票前再高价卖到二手市场。事实真是如此吗？票务市场的价格扰动究竟是供需失衡还是人为溢价？“一票难求”背后又有何潜规则？对此，央广网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网上的二手“余票”从何而来？

“我在某个二级票务平台App上订购了两张10月28日张惠妹在重庆的演唱会门票，每张门票原价为980元，二级票务平台App上销售的价格为每张1349元，此外还另收取了135元的服务费，两张演唱会门票共计花费2833元。在订购并成功出票后，我却发现在该App上显示的出票方为‘大麦网’。”10月份，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收到了傅先生的实名投诉，质疑大麦网在二级市场加价卖票，扰乱了票务市场的价格秩序。

傅先生告诉央广网记者，早些时候在大麦网公开发售该演唱会门票的时候，所有门票在几秒内即显示售罄，而二级市场上却可以买到由大麦网提供的溢价票。

傅先生在二级票务平台App的购票截图（图片由傅先生提供，央广网发）

央广网记者联系了傅先生所述的二级票务平台App，该平台客服告诉记者，该平台为演出票的买卖双方提供信息和撮合服务，平台上所有的票品都是由卖家在不同渠道入手并在平台定价挂售的，平台自身不销售任何票品和商品，平台上的票品均由入驻平台的商户自行挂售。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卖家需持有《营业执照》和《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方可挂售演出类的票品。

二级票务平台的门票来源渠道有哪些？是否合法？对此，上述平台客服并未做出直接回应，只强调称，“平台所有供票的卖家都是有进行过严格筛选的，且一定都是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平台的所售票品都会经过平台验票的，绝不会售卖假票损害公司信誉和后续经营。”这意味着，只要持有上述资质证明，即可在二级票务平台售卖演唱会门票。

“大麦网作为中国最大的演出票务平台之一，对于公开发售的门票数量却一直不予披露，比如一共发售多少张票，有多少比例是面向消费者发售的，需要有一个向消费者公示的渠道。”傅先生对记者表示。

对于傅先生提到的公开发售门票数量的公示情况，央广网记者发现，像大麦网这样的票务平台，有的演唱会场次会公示初始开售门票的总数量，有的却没有公示，这又是为何？央广网记者多次致电大麦网客服电话，但电话始终处于忙线状态。大麦App在线客服则回应记者称，初始售票数量是根据页面显示的信息为准，页面没有显示的话，大麦网也核实不到具体情况。

在大麦网平台观演须知页面，不同演出对门票数量的展示有差异，有的演出未展示门票数量。

央广网记者与大麦App在线客服对话截图

“初始开售门票总数量是否公示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门票供应情况的了解，进而影响购票决策。”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告诉央广网记者，“保障售票数量的公开透明化需要票务平台加强管理，明确告知消费者门票供应情况，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大型演出必须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且门票公开售票率不得低于85%。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门票公开售票率是否真的可以到达85%的比例？

“《通知》中明确了85%的门票公开售票率，但是没有规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期间内要把85%的门票全部售出，所以在公开发售时票务平台可能会预留一些门票，等着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或涨或跌或抛或留，或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所以85%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但落实起来是否应该更加透明化。如果执行‘强实名制’，就必须要配合相应的退票机制，有一个人退票，票务平台就应该增加一张票，包括退票的数据情况也应该对消费者公示，但目前这个流程并未透明化，其中可操纵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票务平台发售的门票究竟被谁“截胡”？网上“余票”又是从何而来？黄牛人士小A告诉央广网记者，“大部分‘黄牛’手里的票是来自票务平台或票务平台的内部员工。票务平台公开发售门票数量的比例应该到不了85%，且公开发售时的座位都不会特别好，基本都是中部或者后部的位置，因为中后部的位置即使到了‘黄牛’手中卖价也不会太高。”

那么，大麦网是否存在保留部分演唱会门票再高价卖门票到二级市场的行为？在“强实名制”且公开售票已结束的情况下，为什么二级市场还能够出现从大麦网买到的“强实名制”的电子票？如何保障普通用户的购票公平性？……针对以上问题，央广网记者向大麦网发送了采访函，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天价门票是因供需失衡还是各方“合作”牟利？

“我之前找‘黄牛’咨询了周杰伦9月份天津站演唱会门票价格，原价500元一张的门票，‘黄牛’售价为3600元两张连座，原价700元一张的门票，‘黄牛’售价为3900元连座，而另一个‘黄牛’售价更高，700元的门票售价为4000元连座。”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以此推算，周杰伦该场演唱会门票部分座位的价格溢价已逾3倍。

图为陈女士与某“黄牛”询价截图（陈女士供图，央广网发）

实际上，明星热度不同，场内座位不同，“黄牛”票的价格也不同。“像张学友、林俊杰、周杰伦、五月天、薛之谦等明星的演唱会热度比较高，他们演唱会门票的溢价就较高，大概溢价1-10倍不等。”小A坦言，“强实名制”下，对“黄牛”的影响程度并不高。“我们有自己的代拍团队，可以提前录入购票者的身份信息，在票务平台发售时通过专门的机器进行抢票，得票率比较高。”

不过，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副主任张菲菲则对央广网记者表示，黄牛“代抢业务”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信息安全上，购票基本所使用的证件均为身份证，身份证号不仅包括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户籍所在地等信息，后四位更是被当前各个市场用于各类验证信息，消费者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拒绝此种抢票方式。

据了解，大型演唱会公售门票一般分多轮次，通常是预售门票、正式开票、二次开票，演唱会开演前还会有部分回流票再次公售。但由于票务数量并未公开化、透明化，导致部分票务平台的门票出现在二级市场，很多普通消费者只能加价购买。

“如果演唱会门票确有在二级市场被大批量倒卖的情况，票务平台必然难辞其咎。”张菲菲告诉央广网记者，“一方面，如果票务平台没有与黄牛‘串通’，而是被单纯侵入计算机系统，那就涉及平台监管不力，对于公民信息被泄漏承担不可推卸的民事和行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技术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防止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发生网络安全事件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减少用户数据的影响范围，并向用户及时告知有关情况。因此，票务平台负有保护有关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

张菲菲分析，“另一方面，如果票务平台与黄牛‘串通’，故意实施放票行为，票务平台应当与‘黄牛’共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情节严重，还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相关的规定。”

“如果故意在技术手段上为黄牛提供帮助或纵容，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或第二百八十五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张菲菲称。

朱巍也对记者表示，如果消费者从第三方平台购买到了一些出票正规的实名认证的门票，这就意味着票务平台可能出现了一定的瑕疵，在这个过程中门票没有被销售，而是直接到了二级市场，这就存在了“黄牛”倒票的情况。他建议，如果消费者发现这样的情况，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加大对不法分子的处罚力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演唱会门票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复制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进行倒卖属于违法行为。因此，演唱会门票是不可以被倒卖的。”王鹏表示，“大麦网等票务平台应该对所售门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出现门票被倒卖的情况，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天价演唱会门票频现，这背后是市场法则下的供需失衡还是各方“合作”牟利？对此，朱巍认为，票务市场公开售票时的价格是固定的，不同位置对应不同固定价格的票价，但在最初售票时，票务市场很难把握这场演唱会的价值，所以在销售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主办方内部、票务平台、二级市场等各方串联“合作”牟利。若市场对票务的需求量很大但供给量不足，供需关系失衡就会导致门票价格被“炒”高，在票价已固定的情况下，就会把牟利之“手”伸向二级市场甚至三级市场，通过这种“黄牛”倒票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利润。

“这也能反映出现在对于演唱会的供给量是不够的，演唱会的门票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朱巍建议，应进一步放开门票的售票渠道，增加供给量，才能进一步减少乱象的出现。“除了这几个传统的票务平台，我认为应该开拓多个渠道销售演唱会门票，比如短视频平台、小程序等，把渠道完全透明化地交给市场来运营。此外，也可考虑将演唱会门票价格定为浮动的机制，当供需关系发生变化时，门票的价格也随之浮动。”

“强实名”拦不住高价票，“黄牛”乱象几时休？

今年以来，有关演唱会门票的事件屡登热搜，多家粉丝团纷纷开启“门票保卫战”。

“我们宁愿不看这场演唱会，也坚决不去买‘黄牛’票。”某明星的资深粉丝朵朵告诉央广网记者，“我们有几个粉丝一起做了一个微博账号，自发抵制‘黄牛’票。有些人是真的‘黄牛’，我们会伪装成买家套出该场演唱会的座位号，再将这些证据公布到微博上，呼吁粉丝们不要购买这些座位号的门票。还有些人是假的‘黄牛’，他们手里根本就没有票，目的就是骗粉丝钱，一旦在社交平台上收款之后就把你拉黑，钱也很难追回来。”

朵朵表示，他们还会在微博上进行相关知识的科普，在粉丝团中自发形成抵制“黄牛”的风气。“我们都秉持着不管门票降价还是涨价都不去买‘黄牛’票的原则。因为这是一个破坏市场的行为，我们改变不了大家，但是都希望来听演唱会的粉丝是可以买到原价的票来看的，而不是要花大价钱。”朵朵认为，“如果大家都抱有理智的心态，‘黄牛’的生意也没有办法做下去。只有大家一起抵制‘黄牛’，演艺市场才能越来越好。”

面对票务市场乱象，《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即每场演出每个身份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与入场人身份信息保持一致。“强实名制”下，演出市场有何变化？“黄牛”乱象是否有进一步遏制？

“‘强实名制’政策影响了部分小‘黄牛’，对于背后有资源的二级平台来说，仍然可以正常售卖‘黄牛’票。”小A向记者透露，“只不过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由于需要绑定身份信息且无法转赠，购票价格可能会更高。但只要你有钱，买第一排最中间的座位都可以。”

对于“黄牛”票泛滥的现象，该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监管和打击？张菲菲认为，需要多方的协调配合。“目前法律已经有明确对‘黄牛’类的违法行为的制约条款，但缺乏进入场的身份证、购票人、持票人三人一致的硬标准，让黄牛钻了空子。”张菲菲指出，“法律效果的实现并不能仅仅通过立法，更需要执法、司法、守法、监督等等多个角度的协调配合。”

对于“黄牛”行为存在监管难的问题，张菲菲表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难取证、难留证，且抢票软件等伴随着高科技违法犯罪，需要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发展“反抢票”技术。“一方面，要努力解决消费者的购票难、退票难、维权难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多方平台，进一步进行普法宣传，让消费者明确自己手中的权利，了解具备的法律武器，才能让消费者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张菲菲强调，“只有消费者团结起来，拒绝‘黄牛’票，拒绝溢价工作票，才能让黄牛们彻底失去动力。”

当演唱会、音乐节遍地开花，消费需求在进一步释放时，如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成为了重中之重的问题。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公平交易的权利。之所以消费者对票务市场抱有意见，就是因为同样位置、同样场次看同样的内容，但购买渠道不同、时间段不同等，演唱会门票的价格差距较大，甚至票价可能翻倍增长。”朱巍表示，“到底是渠道出现问题，还是演唱会主办方刻意为之来获取更多利益？在这方面需要给消费者一个交待。”

朱巍指出，另一个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在看一场演唱会之前，所获得的信息可能仅是演艺内容、时间和地点，对于在哪里能买到价格公平的票、如何保障自己的观演体验等，在目前的市场中都无法给出答案。“比如前段时间的‘柱子票’事件，消费者买了演唱会门票却被现场的柱子挡住了所有的表演。”朱巍举例称。

朱巍建议，票务平台可以通过AR、VR的方式，让消费者提前感受演唱会现场的观演体验，同时，也可开辟线上多渠道的观演方式，如短视频直播等，打通新的观演渠道，进一步减少“黄牛”乱象的出现。

对于演唱会市场接下来能否延续火爆态势，上述多个受访者认为，将会逐步回归理性。“在‘强实名制’规定的出台下，我相信，留给“黄牛”的生存空间一定是变小的。”张菲菲表示，“近期有关演唱会、竞技体育门票抢票的新闻层出不穷，其实一定程度是由于文娱类活动全面复苏、消费回暖，消费者对于文娱活动的短期需求量飙升，伴随着文娱活动的全面开花、各类项目的启动，相信演出市场的购票理性马上就会回来。”（应采访对象要求，傅先生、陈女士、小A、朵朵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