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亚洲的神经外科是一家，家长应该是王忠诚。」

——日本神经外科专家铃木二郎

本文作者：小来

刚刚毕业的住院医，如何担任整个医疗组的组长？

对王忠诚来说，接到这样的任命，是一种无可奈何——在此之前，他并没有相关手术经验，对这个科室的了解，也仅来自于医科大学教科书上薄薄两页纸的文字介绍，以及老师不到十课时的讲解。

真正站到临床一线，当伤患一批一批地被送来，王忠诚感受到了医生生涯中最大的痛苦：目睹患者接连在自己面前痛苦死去，而自己每晚从噩梦中惊醒...

临危受命

1950 年，王忠诚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

特殊时期，他们这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没有临床实习，直接分配进了各个城市的医疗机构。王忠诚来到天津市立总医院普外科，成为一名住院医师。

正值抗美援朝战场战事紧急。战场上，轰炸机和榴弹炮造成的颅脑外伤是亟待解决的最大医疗问题之一。可当时，中国尚未建立独立的神经外科专业。只在个别医院，有少数几个留学归国的外科医生，能兼做脑部手术。

时穷节乃现，像王忠诚一样的普外科医生们只能临危受命。

年仅 26 岁的王忠诚响应号召，被派遣到吉林省洮南县野战医院，任命为负责神经外科的第三医疗组组长。 [1]

受限于战场条件和自身专业限制，他曾眼睁睁看着志愿军因做不了脑外科手术而逝去。这样一次特殊的组长经历，没有给王忠诚留下丰富可直接执行、学习的具体经验。但他的心中，已随之埋下一颗种子。

1952 年回到后方，王忠诚当即递交了调往总院脑系科工作的申请书，决定从事神经外科专业。

王忠诚申请调去的天津总医院的脑系科，成立于 1952 年 5 月，由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工作多年的赵以成教授主办，并在 1953 年举办中国「第一届脑系外科进修班」。 [2]王忠诚被赵以成收入门下，成了第一届进修班的助教。 [3]

1953 年全国首届脑系外科短期班结业典礼，第四排左二为王忠诚（图源：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当时，没有人曾想到，这个小青年后来创下了开颅手术超万次的纪录，成为了中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还被外国大夫称为「亚洲神经外科的大家长」。

百废待兴

中国神外科起步的时机，比世界晚了近半个世纪。

从 19 世纪末英国医生麦克文实施第一例脑膜瘤切除术，到 1927 年葡萄牙人莫里茨发明了脑血管成像技术，世界神经外科已经跨过了一个个阶梯。[2]

而彼时，当王忠诚和老师赵以成准备在脑系科一展拳脚的时候，我国还在使用的是上一代诊断技术：脑室空气造影术——通过向脑室注射空气，利用 Ｘ 光成像的技术，来显示颅内病变的大概位置。

在注射入空气的瞬间，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头部剧烈疼痛等一系列不良反应，还有患者在检查期间呼吸中止。[3]而且，脑室空气造影只能查出脑肿瘤、颅内出血等问题，对于更复杂隐蔽的病变，比如脑动脉瘤、血管畸形等，则无法显示。

当时，我国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诊断难死人，工作累死人，疗效气死人。」诊断的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手术成功率，更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和愈后。

没有参考、没有资料、没有教具、没有标本。王忠诚决定从基础做起：先充分了解人体局部解剖结构。

因为缺乏研发经费、没有脑血管成像技术的相关教材，他就到乱葬岗旁支起一口大锅，烧沸开水，为捡来的无名尸骨消毒。再将其制成标本，对照着《神经解剖学》开始学习，了解颈、椎动脉的走行位置及周围结构。

半年下来，他成了同辈里对大脑结构了解得最好的人：能毫厘不差地在颅骨标本指认血管、神经等构造的具体位置和走向。 [1]

具备了翔实局部解剖学知识后，接下来是对诊断技术的探索。

由于西方技术封锁，王忠诚决定自己研发脑血管造影成像技术。脑血管造影成像技术的关键，是将造影剂在合适的时机注入血管。为此，王忠诚和 7 位志同道合的医护人员一起，日复一日地实验穿刺注射，再用 X 光拍片验证。

在缺乏基本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到 1958 年（经过七八年的临床实践），他们已经积累了 2,522 份脑血管造影实验病例和 10,573 张造影片。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死亡率，也由空气造影术时的 3% 降低到 0.3%。[3]

北京宣武医院工作期间，王忠诚准备为病人做脑血管造影（图源：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这也让王忠诚声名鹊起。1955 年 4 月，王忠诚被老师赵以成调到北京同仁医院，共同创建新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三年后，神经外科迁至北京宣武医院，王忠诚任主治医师，科室副主任。[3]

1965 年，王忠诚的专著《脑血管造影术》正式出版。这一年，王忠诚 40 岁，已经成为国内神经外科领域身负盛名的专家。

图源：参考资料 3

在 B 超、CT、MRI 等现代检测手段进入中国前，用「脑血管造影」取代「脑室空气造影」，标志着我国临床医学一个划时代的进步。[4]

突破禁区

只不过，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1978 年的一场谈话，再一次把我国神外水平和世界神外水平的差距，赤裸裸地放在了王忠诚面前。

那年秋天，山东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任文德访美回国，在一场学术会议上详细介绍访美所见。会后，王忠诚又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进一步了解美国神经外科教育、科研和临床工作现状。

据任文德叙述，谈话结束后，「王忠诚脸色冷峻，久久地站立在玄武湖旁的一块大青石板上，两眼注视着远方，一动也不动。」

恢弘志士之气，半年后，王忠诚告诉任文德：「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克国内尚未做过的手术。」

王忠诚有着每天阅读外文期刊的习惯，学习国际顶尖学者的术式，还把显微外科技术引进到神经外科手术领域，带领团队创下多个国内首例：

1978 年，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枕动脉和小脑后下动脉吻合术。

1980 年，成功完成第一例全世界最大的无血栓颅内动脉瘤切除术；

1985 年，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经皮半月神经节后根甘油注射，治疗三叉神经痛；

1987 年，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颈动脉狭窄扩张术；

1988 年，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经皮血管内成形术，治疗颈总动脉狭窄。 [1]

图源：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除此外，王忠诚还决定突破一个世界公认的手术禁区：脑干。

脑干，被称为「生命中枢」。长期以来，国内外神经外科学界普遍认为脑干不可塑，留给脑干占位性病变患者的选择只有一个：等待死亡。

但在研讨结合临床病例过程中，王忠诚发现：脑干旁的肿瘤挤压脑干变形，但肿瘤切除后，脑干形态及功能都有恢复。于是，他大胆猜测：肿瘤是慢慢长大的，脑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代偿能力，并进一步预设，提出「脑干具有可塑性」这一与国际共识相违背了的观点。[1]

光有理论预设还站不住脚，他同时指导六名博士研究生建立动物实验模型，探索脑干手术应该怎么做，即：手术应当从哪个部位入颅，才是最安全可靠的；入颅后从哪个部位下手，才是最佳方案。

据 1998 年王忠诚发表的《310 例脑干占位病变的手术治疗》论文显示，「本组手术死亡率 0.97%（3/310）。其中，1 例死于胃肠道出血和胃穿孔，其余 2 例死于呼吸启动不能。本组 3 例特大室管膜瘤，从延髓至上胸段，长度 20～22 cm。还有 8 例大的海绵状血管瘤，几乎填满整个桥脑或中脑，危及患者生命，手术切除后，结果令人满意。」

他写道：「总之，某些脑干肿瘤可予以手术治疗，良性肿瘤可以完全治愈，而一些恶性肿瘤至少可延缓患者生存期。」这一结论，带给无数个原本只能等待死亡的脑干肿瘤患者生的希望，更让中国的神经外科发展与世界接轨。

时至今日，在天坛医院，年均治疗各类脑干复杂性手术 300 余例。[7]

脑干区域的几条安全入路（滑动可查看）

图源：参考资料 8

1996 年，在欧亚第八届神经外科国际会议上，王忠诚做完《脑干肿瘤外科治疗》专题报告，世界各国代表纷纷上前向他表示祝贺。

澳大利亚神经外科学会秘书长 Leigh Atkinson 教授对王忠诚说：「你在脑干肿瘤手术治疗上所作的成绩令人敬佩。你的报告题目应该改为 The art of neurosurgery（神经外科艺术）。」 [1]

万颅之魂

从医六十余年，王忠诚做过的开颅手术超万例，攻克了一个个国内外学术界难题，被人们冠以「万颅之魂」的称号。

图源：北京大学医学部

在 2006 年王忠诚发表的文章《发展中国神经外科跻身于世界医学之林》，年过八旬的他还曾用坦诚又朴实的话语，记录了自己在研究脑血管造影时的一次误诊：

我原来以为把神经解剖及神经系统定位诊断背熟，结合病人症状及体征分析，便能正确诊断，但却不断出现错误。一位病人被我诊断为脑干旁肿瘤而开颅，结果发现是椎动脉的正常变异。[6]

尽管患者最终恢复得还不错，但激进手术带给患者的痛苦让王忠诚深感内疚。

王忠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感到神经外科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综合科学，医疗上很难达到完美程度，有时会犯错误。出现错误不要掩盖，公开了还可以教育别人。

深入临床是发现问题，提高认识及纠正错误的有效方法。作为一个医生必须深入临床，即从病人身上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生的本领有些是以病人的痛苦为代价所获得的。」[6]

王忠诚接受媒体访谈视频截图

2012 年，王忠诚与世长辞。

日本神经外科专家铃木二郎曾有这样的感叹：「全亚洲的神经外科是一家，家长应该是王忠诚。」

致谢：本文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温冰 专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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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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