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请原谅我这么说，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科学界最重大的问题，没有之一。

怎么培养真正的战略科学家？怎么让更多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怎么破除科学家的“35岁焦虑”？

毕竟，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没有人才，不管多么宏伟的目标，都无从谈起。

9月28日，在南方科技大学、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及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很多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大声疾呼。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发表了《关于促进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几点想法》，听来尤其发人深省。

老先生说，科学家分为三种，优秀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学家，当下的中国，特别需要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老先生也没有回避问题，说当前我国的科研生态环境，仍隐含着一些不利于青年科学家成长的问题。

比如，“35岁焦虑”、粥少僧多、杂事太多、收入差距过大，等等。

就以“35岁焦虑”问题为例，这固然是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锤炼，但同时也暴露出，当前的评价体制、成果归属机制、资源分配体制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问题，最关键的，是怎么办？

老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比如，准确定位有组织研究，完善科技战略布局；规定重大科研项目骨干成员中，青年科学家所占的比例；创造更多让青年科学家展示才华的机会。

还有，切实减轻青年家非科研负担，保证他们参与非学术事务性活动，每周不超过1天；还有，拍一部反映“35岁焦虑”的好电影等。

“这个影响会很大。”对于拍电影，老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我去年看过一部《无所畏惧》的电影，是反映青年律师的。前不久拍了一部《前途无量》，是反映青年金融界人士问题的，还有反映普通白领生活的剧，为什么不反映一下年轻科学家现在面临的困境呢？应该拍一部这样的好电影。”

当然，更重要的，在我看来，还是要继续改善科技评价机制。

也就是说，要把真正优秀的、有能力的人才，遴选出来，培养好，成就好。

这也不是韩启德先生一个人关注的问题，在这次论坛上，就什么是当前阻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最主要因素？韩启德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窦贤康、潘建伟、施一公等科学大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

在潘建伟看来，这个因素，有二。

第一，拿到经费的年轻人“思路散了”，“着急发展更多方向”。

第二，居上位的年长科学家，不能放心让贤于表现优异的后辈，“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工程的时候38岁。”

施一公则指出，“青年科学家最大的纠结，是科研经费的获取、科技评价体系以及自己学术方向的确立这三者之间的矛盾。”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早期，虽然自己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始终在经费和发文章之间寻求平衡，在既定的评价体系里“成功”的同时，“我是留有很大的遗憾的。”

因此在成为高校管理者后，他对年轻科学家时常鼓励：“做你最想做的研究”。

“我还想说，对中国学生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不是前期的脱颖而出，而是中后期的坚持。”施一公说，“因为大家会经常攀比，会看自己有多少物质回报，这时候坚持就变得尤其困难，我觉得这是将来很大的问题。”

这中间，要靠自身的信念和努力，也离不开大环境的氛围和鼓励。

窦贤康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在尽最大努力，“大幅度提高优秀青年基金的额度和数量。我们要在更大范围内给年轻人充分的机会。”

“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比如松茸，要在云南的森林里长。”潘建伟补充道，“青年人才成长也一定要给他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安心、专注地进行研究。”

在这方面，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可以说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样板。

“为什么我们探索奖和新基石能够评得好？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高水平、负责任的评审者，并且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个经验是值得推广和学习的。”韩启德说。

（二）

提到科学探索奖，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这个奖项，于2018年设立，由杨振宁、饶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14位知名科学家，与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共同发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说，这个奖励，不管是对内地科学家还是港澳科学家，都是他们人生历程中无法忘却的纪念。

我甚至还觉得，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或许过10年、20年后，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科学探索奖，也是当下最具特色和活力的中国科学大奖。5年内，获奖者每人将获得3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从物质到精神，简单而言。

1，获奖科学家还年轻，还没有功成名就，多少还有些生活的压力，但这笔不菲的奖金，可以让他们摆脱经济的压力。

2，他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以我们国家的机会和他们的才智，不排除在未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3，这更是一种激励，毕竟，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个大奖，将激励更多的青年人投身科研、开拓创新，甚至改变青年科研的生态。

我们必须看到，创新，就是挑战不可能。

我们还要看到，创新，尤其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2019年获奖人、北京大学教授周欢萍就坦言：“得到资助，让我有底气把目光从短平快的项目上移开，转向一些不确定性更高但是意义更为重大的课题。”

2020年获奖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王钻开也表示：“科学探索奖最大的意义是让科研工作者回归科研本身，秉承纯粹的探索精神，追求科研的真善美，更有定力去尝试、去钻研、去攻克。”

在韩启德先生看来，科学探索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审真正以选才为己任，尊重青年人的兴趣。

在谈到同行审议时，施一公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在普林斯顿做了7年NIH的评委，“有一年一个项目共3个评委，我是主审，没想到我很看好的一个项目，副审反对，第三个评委也反对，这个项目基本就没戏了。”

但他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就据理力争，结果没想到在现场有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实际上是那个项目申请人的竞争对手，他也站出来支持他，施一公当时非常感动。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一起投票，支持申请者拿到了项目。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大同行的讨论是必须的，但是一定是基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如果是基于其他的一些非科学的原因，危害可能会很大。”施一公说。

潘建伟先生指出，在没有特殊问题的情况下，也要给被评审人一个申辩的机会。

“好多年前我发现，平庸一点的被投票的都排在第一，但是做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不会排在前面。因为做得好的支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一样很多。”他说，大同行、小同行的意见都很重要，但“要让他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有人说你不是原创的，他能来解释清楚就可以。”

科学家研究的是科学，但评价科学家的体系也要科学，要有一颗公心。

潘建伟先生就说，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这两个项目，“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

（三）

最后，我个人的几点小小看法。

第一，公正公开，让更多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

我前面说了，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关系到青年科学家的选拔培养，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毕竟，我们这个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公正公开更是一篇大文章。

科学探索奖，还有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在这方面，可以说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不仅仅选出了优秀的科学家，而且，用一些院士的话说，在学术界收获了“风清气正”的评价。

难得，非常难得，尤其在我们这个讲究人情的国度，非常不容易。

这需要严格的制度和流程，需要科学家们的自律和他律，需要彻底杜绝打招呼的行为，当然，还要有制度的创新和监督，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当然，一年很好，并不等于年年都好。

这个奖项还在继续，考验也在继续，这还需要经历时间和历史的真正检验。

第二，长期主义，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这也是我很感慨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悄无声息了，或者，有时虎头蛇尾，让人叹气。

这也是我特别认同科学探索奖的原因，就是要公开公正，就要有一套好的选拔制度；而且，认准的事情，持续做下去。

我觉得，就冲这一点，必须向腾讯向马化腾致敬。

腾讯是一家伟大的企业，但更伟大的，是科技向善的理念，是重视基础研究的情怀，并愿意大手笔慷慨付出，为改变未来打下基础。

让人刮目相看的，腾讯不仅仅推出了科学探索奖，还推出了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确定了由科学家主导人才遴选的评价科学体系。

过50年，过100年，我们回过来看，科学探索奖，或许就是一个传奇，一个奖项的传奇，一个企业的传奇，一个国家的传奇。

第三，科学需要重奖，但这还远不是全部。

科学探索奖，奖金不菲，每年不超过50人，每人300万；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还要更丰厚一些。

但我总觉得，科学重奖，多多益善。

尤其在当下的国际大环境下，科技必须自立自强，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没有人才，没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我们就不可能有未来。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更多的马化腾，更多的腾讯；需要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加入进来，让我们的科学基金更加丰厚，奖励更多优秀的科学家。

但重奖，也远不是全部。

潘建伟就指出，光给钱也是不行的，关键是为科学家们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

“青年人才成长也一定要给他比较好的环境，让他能比较安心、专注地进行研究，不要老是想着搞越来越多的项目，一定要按照他的兴趣来做，这种氛围非常重要。”他说，“这一点我的感触非常深，文化的氛围和土壤的营造是非常重要的，但肯定不是选拔出来的。”

我们这个社会，肯定还是有天才的，但要让一大批人才成为天才，那就需要土壤，需要氛围，需要制度，包括纠错的制度。

人才济济，科学昌明，开放包容，这样的中国，又何惧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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